2018年12月，vivo创始人沈炜视察了其在印尼和印度的团队，并在一个月后的年会上罕见地表扬了印度市场的业绩。当时，vivo已在印度布局四年，建成了工厂和销售网络，销量也随之增长。沈炜指出，vivo的海外销量首次超越了国内销量，并且在印度线下市场占据了领先地位。业界普遍认为，2019年将是vivo在印度市场巩固地位的开端。
然而，现实的发展并未如预期般顺利。自2020年起，在印度运营的中国企业普遍面临来自印度政府的系统性压力，其中市场份额一度领先的vivo更是屡遭打击。
近期，印度商务和工业部及国内贸易促进署的一项批准，再次凸显了vivo在印度市场的被动处境。该批准允许印度本土电子制造服务商Dixon与vivo印度成立一家持股比例为51:49的合资公司，Dixon持有51%的股份。
Dixon与vivo印度的合作早有预兆，双方在2024年签署了设立合资公司的意向书。新合资公司将专注于电子设备（包括智能手机）的OEM业务，承接vivo印度乃至其他电子产品企业的订单。
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vivo与印度本土代工厂的合作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vivo在印度已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，其位于大诺伊达的工厂自2015年起已累计投资超过65亿元，年产能达1亿部。新合资公司预计将承担vivo在印度智能手机销量的约三分之二，即超过2000万部的订单。
制造环节的主导权是vivo在印度实现自主生产和销售的关键，但此次合资合作可能导致vivo多年积累的优势面临瓦解。事实上，印度市场对外资企业的打压并非首次出现，已有不少企业选择退出。vivo通过交出部分制造主导权，换取了继续留在市场上的机会。这种策略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无奈之举，尚待观察。
回顾2014年，vivo在国内市场崭露头角，将目光投向海外。印度，这个人口众多、潜力巨大的市场，对vivo而言意义非凡。鉴于vivo在电话机时代就曾获得不错的成绩，公司对印度市场寄予厚望。高管团队带领国内代理商考察印度，甚至在当地度过元旦。
短短数月内，vivo便在印度200多个城市、28个邦完成了布局。vivo印度公司迅速组建了数百名本土员工，在印度各地出现了醒目的蓝色品牌标识，并与曾经难以打交道的印度本土分销商建立了合作关系。
进入印度的第二年，vivo通过赞助印度广受欢迎的板球联赛，延续了在国内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。在销售渠道基本搭建完成后，vivo顺应政策趋势，决定在印度建厂。当时，印度为鼓励外商投资，推出了“印度制造”计划，大幅提高了包括移动设备在内的商品进口关税。在印度设厂的企业仅需缴纳1%的关税，而未设厂的企业则面临高达29%的关税。
2015年，vivo印度大诺伊达工厂落成。结合逐步完善的线下渠道和积极的市场推广，vivo在印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生产和销售体系。根据IDC等调研机构的数据，2016年至2017年，vivo在印度市场的份额稳定在20%左右，仅次于三星。到2019年初，vivo在中高端市场（2000-3000元人民币）占据了领先地位。
然而，就在vivo对未来充满期待之际，针对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打压接踵而至。自2020年2月2日起，印度逐步提高部分产品的进出口关税，并扩大了对虚拟产品的贸易壁垒。同年9月，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宣布禁用118款中国应用程序。2020年出台的FDI新政进一步收紧了投资审查，规定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企业在印度进行投资、增资或收购，均需获得印度政府批准，这几乎阻断了中国厂商向印度子公司注资的通道。
政策层面的压力并未停止。在随后的几年里，印度以“偷税漏税”和“违规核查”等理由，冻结并扣押了中国企业的资金。小米首当其冲，2022年5月，印度执法局指控小米印度公司违反《外汇管理法》，冻结了其555.1亿卢比（约合人民币48亿元）的资金，这笔资金原本用于支付向高通的专利特许使用费。
两个月后，vivo被指控将6247.6亿卢比（约合人民币455亿元）转移至印度境外避税，印度以涉嫌洗钱为由，冻结了119个与vivo印度及其关联公司相关的银行账户，并冻结了46.5亿卢比。尽管德里高等法院最终允许解冻vivo的资金，但前提是vivo必须提供95亿印度卢比（约合人民币8亿元）的银行担保，并在账户中保留25亿卢比（约合人民币2亿元）。
除了资金被冻结，vivo印度公司的高管团队也曾受到冲击。2023年12月23日，印度执法局以涉嫌洗钱等罪名逮捕了vivo印度公司的两名高管，其中一人是中国公民。经过一周的争论，印度法院于12月30日下令释放了这两名高管，但洗钱指控仍未撤销。
如今看来，vivo此次面临的合资事件早有端倪。这家曾对印度市场雄心勃勃的手机厂商，其当前的目标或许仅是求得生存。
对于此次合资，Dixon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在合作获批前，Dixon相关人士已多次对外透露其规划。其创始人曾表示，合资企业将承接vivo在印度智能手机销量的大约三分之二。今年5月，Moneycontrol报道称，Dixon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表示，公司即将获得政府批准，预计这将显著提升其产能。他透露，去年Dixon销量约为3500万台，预计通过出口和vivo的业务，每年可增加2000万至2200万台的产量。
对vivo而言，曾经的自有资产将被迫转化为合作资产。据印度新闻信托社（PTI）援引知情人士称，vivo计划将其位于诺伊达的制造部门剥离并入合资企业，转向轻资产运营模式。放弃辛苦建立的重资产，转为轻资产模式，表明vivo做出了重大妥协。
尽管vivo在合资企业中仍持有近一半的股份，但持股51%的Dixon拥有绝对控制权。vivo印度将主要以品牌授权方和少数股东的身份分享部分利润，大部分生产利润将归属印度企业。Dixon更看重的是通过此次合作，掌握显示屏、摄像头模组、结构件等核心元器件的生产技术，从而提升印度电子制造业的本土增值率。这需要掌握相关核心技术，而vivo在显示、电池、影像芯片等方面均有技术积累。一旦Dixon通过合资掌握了手机制造的核心能力，未来可能获得更多生产订单，甚至扶持自有品牌。
此外，vivo印度制造资产的转移，将对其背后的供应链产生影响，包括电池、充电器、结构件、包装材料等，这些环节的供应商曾多为中资企业。在2020年至2023年印度对外资政策收紧期间，中资供应链已开始撤离，新增的中资电子和手机企业数量很少。如今vivo将制造主导权转移给Dixon，Dixon可能会优先采用本土供应商，逐步替代原有的中资供应链。
诺伊达工厂不仅承接vivo在印度市场的订单，也是vivo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海外制造基地。vivo发布的2023年印度影响报告显示，自2022年以来，vivo已生产2500万部5G手机，并出口价值40亿卢比的设备。此次合资可能还会对vivo在周边市场布局产生影响。vivo在印度建立的自主供应链和生产闭环正面临瓦解。
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印度市场之前，已有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经历过被针对的情况。例如，印度议会曾在2012年通过一项颇具争议的税法修正案，允许政府追溯自1962年起的所有并购交易，如果实际资产位于印度。该修正案引发了跨国企业的税务纠纷，令全球投资者哗然。直到2021年8月，该修正案才被废除。
此类税法修正案只是印度政府的手段之一，几乎没有外资企业能完全规避关税和罚款的组合拳。由于高昂的零部件进口关税推高了生产成本，通用汽车在印度经营26年后，累计亏损5.88亿美元，最终于2017年退出印度市场。福特汽车在十年间亏损超过20亿美元，并于2021年关闭了所有印度工厂。
自2021年以来，不少跨国企业在印度遭到罚款，包括沃尔玛（13.5亿美元）、三星（2.12亿美元）、亚马逊（1.72亿美元）和谷歌（2.75亿美元）等。据路透社2025年10月报道，2025年，印度股市的外资净流出已超过170亿美元，降至多年来的低点。
然而，vivo在印度的沉没成本过高，难以轻易放弃。公司曾投入大量精力，通过召集经销商、开拓市场、建立分销网络、组建本土团队、建设工厂、投入广告以及融入当地文化等方式，逐步打开了印度市场。
印度模式一度成为vivo在其他海外市场布局的典范。在vivo管理层看来，其在印度市场的经验对于拓展欧洲、非洲等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尽管印度政府对vivo的打压是真实的，但印度市场也为vivo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。
去年，vivo在印度取得了销量第一的成绩。根据Omdia的数据，2025年vivo在印度出货3210万部，以21%的市场份额首次登顶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榜首，领先于三星（出货2300万部，市场份额15%）。vivo首席运营官胡柏山在2025年3月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，印度是vivo最大的海外市场。
近年来，vivo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已显疲态。2025年，vivo全年出货量同比下滑6.6%，是国内五大头部手机厂商中下滑幅度最大的品牌。公司内部已将海外市场确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。截至2025年3月，vivo超过一半的销售额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，并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将此比例分别提升至60%和70%左右。
放弃印度市场，意味着放弃一个已建立品牌优势的战场，将十多年在印度的布局和成果付之东流，vivo难以轻易做出此决定。
从印度市场的角度来看，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巨大的发展潜力，对许多跨国企业仍具吸引力。许多企业将印度作为出海的首站，即使在2023年前后跨国企业频繁被罚的时期也是如此。例如，2023年6月，美国总统访问印度期间，曾在印度被罚的亚马逊和谷歌都宣布了追加投资计划，特斯拉CEO马斯克也表示将尽快进入印度。如果轻言放弃，竞争对手将有机会抢占这个庞大的市场。无论如何，vivo必须留在牌桌上。